西方国家在对待民族民俗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政策建设上，吸取了足够的教训。美国现代印地安文化保护教育经历了20世纪初的血战，后来历时七八十年才形成教育、经济与文化结合的生态发展新系统。英国有长期反思殖民地民俗与多民族教育的理论成果与开放知识库，政府曾一度掌握了民族问题信息和话语的主动性。法国和德国几乎所有民众都知道民族民俗的“敏感点”所在，彼此都留有空间，成为国民文化素养。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大量民族移民现象，导致封闭多年的北欧和西欧国家不得不海关解禁。但它们没有停留在哀叹民族失落或民族解放上，而是开放地建立了印欧民俗学国际化教育基地，每年在不同国家研究不同民俗文化差异的高校之间进行合作。这种国际化的合作研究和培养人才方式，拓宽了当代民俗学者的眼界，打破“本土化”的边界，有助于其了解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活态民俗。与此同时，还能促进彼此之间对“他者”学术传统的理解，主要是对别国的民间信仰、地点知识（place-lore）和民间文学增加认识。

 

　　国家在这方面开放建设的依据是，与“本土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固然重要，但正如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等所提出的，在现代社会，对“本土化”的“传统”研究不能不受到“国际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倾向将个体、社区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相结合，正在成为一种与国家制度相渗透的整体行动，因此学者不能不转向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逆序研究，不能不开放地解决这方面的一些新问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欧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已在悄然交汇，两者不再是现代国家民族进程中的一对矛盾，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共性问题。这种“国际化”绝非取消“本土化”，而是采用了一种直面他者和正视异质化时代的国际性对话。通过建设这种“国际化”，将不同国家的民俗学研究者集结，彼此解释各自的研究政治文化和民俗多样性的经验，然后加强“本土化”研究与教育。

 

 

　　民俗学家钟敬文在1999年4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他和季羡林还提出建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前辈的这些提法，根植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社会基础，也基于我国高校在这方面积累的学术资源。近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如此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创新利用已有资源，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民俗教育主体性建设，并能以开放的心态在中外知识系统中建设，这是需要深思的。

 

　　第一，能歌善舞是我国民族民俗特色和对外交流的亮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交流和民俗学研究交流取得一些成果，培养了一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鼓舞了各族人民，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共荣中建立了新认同和新感情。但近年对这种工作重视不足，延续不力。

 

　　第二，汉族与少数民族拥有共同的国家级藏品，形成地方民族知识和民族宗教文化财富，它的亮点在于专家成果，包括钟敬文、吕骥、张庚、马学良等学者的成果。他们积极投入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2009年全部完成，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在这类成果中，少数民族语言、多民族文艺和宗教信仰都是国家财富，兼容跨境民族财富，其文化性质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文化。可惜的是，对这批成果的开发利用还不够。

 

　　第三，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立后，高校进入新时期国际环境中的专业化研究时期。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专业研究，少数民族研究未能转化为少数民族群体知识，也未能开辟汉族与少数民族研究交流的新空间。

 

　　鼓励多学科综合研究

 

　　新时期的民族工作不可能是关门教子，应走开放路线。一是开放专业边界，鼓励多学科综合研究。例如，民俗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不同，属于人文科学，是以文化差异性及其社会运行中的包容结构为专门研究对象，但它在国家政策建设和促进社会整体良性运行上，能与社会学和民族学互补，故应加强跨界综合研究，并注意转化为教育成果。二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鼓励对外开放研究，欢迎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共同推进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化教育。

 

 

　　钟敬文先生指出，民族民俗文化所承载的社会教育功能是使人惊异的。故事和风俗正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符号，是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和高度认同的教材。使用从民间而来的故事和风俗资料，用学术的眼光加以提炼、升华，再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传播，取之于民，教之于民，充分发挥民族民间文化的教育功能，使向善、向真、向美的社会风尚浸润人的心灵，是高校学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建议由内地高校与边疆民族高校、地方博物馆和文管所合作，共同编写双语教材，研发通俗化的数字成果，建立正能量网站，形象化地再现我国民族地区的故事与风俗，开创用民族民俗文化教育民众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