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宋效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人类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展示的一项极具战略眼光的文化传承工程，也是一项世界性的重大课题。这里，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谈几点认识和想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现实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在对山西省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来自“非遗”载体的瓦解。在当前迅猛异常的新农村建设热潮中，大同市也有很多原生的村落快速消减，一些以村落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灰飞烟灭，结果既动摇了历史的根基，又切断了文化的血脉。其实，新农村建设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城镇化趋同，不是景观上的楼房化、饮食上的西餐化。新农村也可以是住着窑洞，贴着窗花，吃着美食，哼着小调，应该用多样化的眼光，把不同地域内不同的新农村景象汇合成一个时代新貌。新农村必须高度重视把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根基和文化的血脉，必须保持相关的民间音乐、舞蹈、美术，包括一些手艺和生活习惯，这样才能丰富新农村的文化内涵。

　　二是“非遗”传承人的危机。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目前，“非遗”传承人的危机主要体现为：其一是传承人老化。现在大同市的“非遗”传承人大多在60岁以上，甚至更老。这些老人是农耕时代最后一代保持历史原真的传承者，但他们大多孤老无助，后继乏人。而“非遗”的本质是生命性的，即活态的，是以人的声音、形象、技艺作为基本手段并以口传心授得以延续的，一旦失去活态“非遗”也将因传承人的消失而终结。其二是传承途径单一。不少独门技艺基本以内传的方式代代相传，传内不传外，传承途径单一。其三是缺市场没人学。大同市阳高县刺绣传承人王桂香的手工布艺在乡间很有名气，王桂香劝孩子们学刺绣，但儿女们回答：“你那手艺也不挣钱，我们干啥学它？”

　　三是“非遗”保护不够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文化。在社会转型时，人们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它的意义，传承者也不大可能认识到自己跳的舞、唱的歌、画的画，具有宝贵的历史、民俗、地域、审美等价值，这就需要专家、学者站到“非遗”第一线，认识研究，助其传承。从大同市的情况看，现在绝大部分“非遗”只有一份当年申遗使用的材料，并没有详备的文化档案。而“非遗”积淀在传承者心灵的记忆和身体的技艺中，这些重要的活着的无形的遗产，需要充分的口述与音像的存录，但这些工作各县区大都做得不够或没有做。这就需要“非遗”保护的第一主体——政府重视起来，认认真真去做。

　　四是对“非遗”的保护远远小于开发。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使用的概念是保护和利用。利用是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的，但利用的主要目的是发挥遗产良性的文化作用和精神影响。而开发的目的是用遗产赚大钱，单一地将文化作为生财的工具。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看到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意识到了文化遗产的珍贵，相继将开发的目光聚焦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一些传统的手工艺、表演等也成了当地政府揽财的手段。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开发，就要遵循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规律，从而使“非遗”面目全非或者名存实亡。这是“非遗”当前面临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是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而存在，并流传至今。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政府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和最有力的保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同市从2005年11月就成立了“非遗”保护工作领导组和“非遗”保护中心，随后，又着手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办法。2005年，市财政投资30万元，对全市12个县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共收集到了六十多个“非遗”项目。从2006年起，市财政每年将100万元“非遗”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由部门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8年来，全市“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拓展，已由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渐走向全市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从原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民间艺术，拓展到目前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门类。耍孩儿剧起源于元代，历史悠久，被原全国戏曲学会副主席、剧作家李超称为“戏曲活化石”。从2005年起，市财政投入专项保护经费扶持市耍孩儿剧团，并重点加工了一批移植剧目，使该团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全国各类大赛、调演中，耍孩儿剧团频频获奖，该团代表剧目《扇坟》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山西省“十大文化品牌”。目前，全市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国家级的有7项，省级的15项，市级的32项，另有4项扩展项目。这些凝结着晋北地区千年风韵和民众情感的文化结晶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绽放魅力，注入生命力，成了大同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和传承项目，保护的根本在于复活与传承。浏览国内某知名网站，我们可以发现，大同市民自娱自乐演唱耍孩儿、二人台的片段点击率很高。可见，民间力量的参与是“非遗”项目生存的土壤。然而，并不是所有项目都“有幸”扎根沃土，特别是一些民间信仰类的内容，由于环境的改变处于消亡状态，保护与传承成为“非遗”保护的关键词。“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接续乏力，个别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理念也较保守。为此，我们从抢救入手，制定和完善了传承人保护培养机制，对全市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进行了抢救保护。阳高二人台剧团创建于1960年，由于资金短缺、人才流失严重、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剧团发展举步维艰。2001年，县政府投资创办“二人台”艺术学校，开始系统、科学地培养后继人才，从该校毕业的20多名学生已充实到剧团中。该团走出的原生态歌手阿宝荣获央视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2007年，“全国二人台艺术之乡”花落阳高。为解决传承人接续乏力的问题，大同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把后备人才的培养作为大事来抓，大同市艺校为培养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报考戏曲专业的学生除减免部分学费外，还对国家有关政策扶持的特困生给予助学金资助。5年来，该校培养的200名毕业生走向耍孩儿、罗罗腔表演舞台。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动员方方面面的人一起去做。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从增强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入手，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此，从2006年起，我市先后投资80多万元，成功地举办了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通过图文展板、实物、视频音频展示、技能展示以及舞台表演，广大市民深切体会到了“非遗”带给人心灵的触动和震撼，“非遗”项目的基因也深深植入了大同这片热土。市里还投资56万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本市流布的9个地方剧种进行普查，对各剧种的源流沿革、音乐唱腔、音乐曲谱、表演程式、剧目特色、舞美服饰等进行了搜集，共整理出约30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上千幅图片，经过梳理比对、整理编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5本约百余万字的地方戏研究丛书，出版发行了《雁北耍孩儿——男旦》、《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和《大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选》。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大项。民俗文化学者赵佃玺编写出版了《大同街巷漫谈》、《赵佃玺讲老大同故事》等多部民俗专著，作家王兴德编写出版了《大同民俗探幽》丛书7部《年俗》、《节俗》、《食俗》、《婚俗》、《生寿俗》、《生活俗》、《丧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出版了《大同老照片》，还有一些“非遗”热心人士自筹资金成立了大同民间博物馆。

　　4、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在利用中保护和传承。调查中我们发现，被列入国家和地方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生利发财的资源，而地方政府对“非遗”的开发远远过于对它的保护，对“非遗”的商业关注远远过于文化关注。我们必须在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中，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的良性互动。这方面，广灵剪纸做得很好。广灵剪纸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性保护的成功范例。在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广灵剪纸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金奖。之后，广灵县建起全国第一家剪纸艺术专题博物馆——中国（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建成集教学研究、包装、销售、观摩于一体的广灵剪纸文化产业园区。广灵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广灵剪纸文化产业园区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广灵剪纸远销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世博村艺萃馆展示、展演、展销，著名学者阎崇年看到广灵剪纸后，欣然泼墨：“广灵剪纸、光耀世界”。广灵剪纸艺术传承人张多堂感慨，“从看新鲜到看文化，从看文化到看生活，从普通视觉体验到精神世界融合。‘非遗’只有与当代生活结合，才能走上持久发展之路”。

（来源：黄河新闻网）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