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某个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用来评价事物并加以取舍的准则。人们的价值观，总是在表达对事物的评价和态度时反映出来。价值观是某个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思想、行为的基础，它随时支配和调整着人们的所有社会行为。正因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的确立，也必将直接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质量和进程。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希望本文观点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得到批评。

    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呢？价值观是人的世界观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则是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评价、取舍在价值意义上的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因素构成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面能够使子孙后代观照历史的镜子，因而，它具有更为重要的以多种形式呈现的历史典籍意义。多数史书只关注统治阶层，缺乏对民众的反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能够形象而细腻地将探头深入到每一个族群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繁衍生息、生活习俗、文化形态之中。因为写史人的政治立场、个人观点等因素，史书或有粉饰之嫌。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透视出的历史则是真实、自然的，给今天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可贵、翔实、可靠的依据。

    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钻木取火，是黎族的一项古老的野外生存技艺。从钻木取火技艺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虽然钻木取火远在史前时代就被发明了，并为人类长期使用，但是由于钻木取火的工具皆为木制，很难保留下来，考古发现也极为罕见。关于钻木取火的传说很多，但目前除了黎族的钻木取火能证明其取火方法的存在外，其他的考古无法证明。目前在海南省保亭、白沙、昌江等黎族居住地区，至今还有人掌握着这种古老的取火方法，这里不但有取火的工具，还能考察到取火的具体过程及其细节，这对印证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上，也可以观照历史。凤阳花鼓产生于明朝，在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唱的都是民间小调，曲目有近百种。历史上，凤阳地区就灾荒不断，凤阳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据史料记载，朱元璋这个贫民皇帝童年时的许多亲人就是在大旱中饿死的。许多人家不得不背井离乡以打花鼓卖唱为生，从那时起，唱凤阳花鼓就成了贫穷讨饭的象征。假设没有饥荒，就不会有凤阳花鼓了。这便是凤阳花鼓形成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一首著名的《凤阳歌》，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要充实自己的故乡凤阳，下令把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富庶之地的有钱人家十四万户迁移到凤阳，不准他们返回原籍。那些人家不敢违反皇帝的禁令，但又想回乡扫墓探亲，只好在冬季借口年荒，打鼓唱曲卖艺回乡，来年春季再回凤阳。随后相沿成俗，不论丰收灾荒，仍要到江南去唱一番“花鼓”。凤阳花鼓就以这种卖艺的形式走遍了四方。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也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比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的民歌《嘎达梅林》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反映和存留。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都含有一定的科学性、知识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科学认知的价值。

    在我国农历中，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它的划分很科学地考虑了天文、气候、季节、物候、农作物生长期等因素，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生活中，在与大自然的交往过程中，对自然界各种因素的发展规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和掌握，并对这些规律进行合理的运用。至今二十四节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我们的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再比如大小月、闰月、平年和闰年的安排，都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较高的科学性。

    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生活情感态度、科学发达程度、风俗、信仰、禁忌等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和研究价值。

    我国传统的风水文化，除去它的迷信成分，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从风水文化的最初定义可以认定，所谓风水就是人们在择地而居时，关于采光、风、水、朝向、地点等方面的考虑。应该说，风水文化讲究生理、心理和环境和谐有利的人居观念，讲究天、地、人和谐统一的环境理念，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优越的个性环境和气候。从这个层面上说，在风水文化形成初期，其本意表明了古人在建筑学、景观学方面的科学认识及积累，就是在晋代以后它还在这些科学方面有大的发展。而后来在风水文化中渗入了神秘的鬼与仙内容，则是我们要摒弃的糟粕。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不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医药，如：蒙古族医药、藏族医药、维吾尔族医药、壮族医药、傣族医药、彝族医药等。这些民族医药是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发明。

    有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幅人们可以愉悦、欣赏的“清明上河图”。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恰当。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审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异彩纷呈，表现力丰富，率真自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天才的艺术创造：从藏族的唐卡、苗族的蜡染到其他各族独具特色的剪纸、陶艺、刺绣，从江南的丝竹、广东的音乐到青海的花儿、新疆的木卡姆，从蒙古族的安代舞、塔吉克族的鹰舞到傣族的孔雀舞。这些民间艺术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触动人们的情感，使人们在观赏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享受这些五彩缤纷的民间艺术带来的独特的愉悦感和审美感。

    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仅那些民间舞蹈、戏剧、曲艺、音乐具有审美价值，那些口头文学、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同样具备很珍贵的审美价值，甚至连那些社会习俗、制作工艺、红白礼仪、建筑装饰等，也普遍包含着美的形式和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审美价值。

    我们还注意到，目前辽西皮影已经从表演的小舞台，走向了人们的装饰生活。辽西著名影人雕刻艺术家于振声的影人雕刻作品已经像国画、版画、年画一样经过精美的装裱后走向了市场。皮影这个表演艺术如今又增添了新的功能，即收藏和装饰。这是审美价值的延伸，是项目本身的审美价值所衍生出的附加价值。

    民族认同感，就是民族认同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①。其中不仅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评价和认可。民族认同感往往是通过很多祭祀活动来表述的。追求认同和归属感也是人的本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谁都无法回避“我是谁”的问题。虽然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本质规定性是丰富的，但谁都否认不了自己都源自同一个“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素来具有通过祭祀活动来寻找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民族共同的优秀价值观的传统。“民族认同”也正是建立在这些优秀价值观之上的认同。比如黄帝的勤劳勇敢、帝尧的无私禅让、帝舜的恭孝仁德，以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奉献精神等等。从民间的“宗祭”（宗祠祭）到“墓祭”（家祭）乃至大型的祖祭，都深藏着我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华夏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据史书记载，轩辕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春秋时代的历史典籍中就有三月三登新郑具茨山(俗称“始祖山”)朝拜黄帝的记载，唐代以后渐成规制，盛世时由官方主办，乱世时由民间自办，一直延续至今。2006年起，这个传统祭祀活动升格为由河南新郑市政府主办，名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时至今日，已经举办了四届，每到盛典举办之时，都会吸引几十个国家同祖、同宗的嘉宾或是海外商会、华侨华人社团、姓氏宗亲会等海外社会团体参加。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整个祭祀活动从始到终都会令人感到一种强烈震撼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

    妈祖信仰是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妈祖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个信仰和文化形成时起，就同时产生了妈祖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书法、诗文、楹联以及文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民俗风情等。历史上，我国台湾和妈祖文化诞生地福建同是崇尚妈祖文化的最繁盛之地。早在数十年前，就有不少台湾信众乘坐渔船自发来湄洲岛朝圣。而今，每年有十万多的台胞到湄洲岛朝圣。今年5月15日，马祖岛五百多妈祖信众乘坐客轮来岛朝圣，创造湄洲岛与马祖岛海上直航的新里程。此次，包括台湾大甲镇澜宫、北港朝天宫、新港奉天宫、鹿港天后宫等台湾一百一十多家台湾著名宫庙的代表们怀捧着百余尊妈祖分灵神像，同谒妈祖，规模之空前彰显了妈祖信仰超强的凝聚力。“世界妈祖同一人，天下信众共一家”，人们通过这种共同认可的妈祖文化意识，达到了民族认同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和利用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培养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抵御时间消磨性、保持民族文化绵延性的根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是一条坚韧的超越社会变迁和维系情感交融的特殊纽带。个体接受了族群的独特文化，也就是对这个社会进行了价值认同，从而有效地融入社会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这样，作为鲜活的、多样丰富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重要的社会认同、社会和谐的价值和作用。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结和绵延，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价值，大致包括旅游、收藏、鉴赏、研究、实用几个方面。我们环视一下世界，就会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的经济开发价值了。而我们则始终停留在“有形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上。从保护的角度上说，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尽可能进入市场，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完成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传承。这样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和相互促动。因此，有专家说，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开发层面上的保护，是最有效的保护，是很有道理的。

    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优势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化、民俗资源是价值极大的旅游资源。我省的抚顺满族地秧歌，节庆时很多人是冲着看秧歌出来消费的；人们喜欢在庙会上买一些小吃、手工艺品；丹东的满族荷包成为丹东独具特色的旅游佳品。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收藏家们的目标。绘画、雕刻、刺绣、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被人们欣赏、收藏，还能够装饰家居。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改造价值，一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可以改编为电视剧、电影、戏剧，如我国的《花木兰》就被美国迪斯尼制作成大型动画片。

    对于那些既能体现民族、民间文化特色又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胆运作。既要有科学的经营定位，也要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集中力量打优势品牌，最大限度地开掘其潜藏的价值，使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够为今天的文化消费者服务。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开发，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进行本色本质的维护。绝不能只重效益，而片面地迎合市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形、变味以至于面目皆非。这样的经济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无疑是破坏性的。

    日本、韩国、瑞士、芬兰、英国等国家极为重视保护本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并给以极好地保护和传承的条件，除了从维护文化生态、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方面考虑外，能够利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造巨额经济收入也是重要的因素。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偏差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熟视无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统一了，才有利于各级部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方针策略。传承、保护的质量也会得到一定的保证。在社会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必须有适合于时代发展的准确判定，而这些判定必定是基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术理论上的。偏颇激进、缺乏科学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必定会阻滞甚至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①《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173